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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博士不久前接受中評社記者采訪表示，美國近些年表現出來的明顯的新冷戰傾向，它的霸權理性正逐步超越經濟理性。經貿關系作為中美關系壓艙石的說法已經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國霸權衰落過程中，導致可能不計代價或不顧在香港實際利益地實施對中國的圍堵、脫鉤。當然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是否會到來現在很難具體評估，不過這種風險始終是存在的。

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相比，美國在對香港的制裁打壓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處？對此，田飛龍表示，制裁干預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當政時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這些法案，根據在中美斗爭當中美國自己的利益需要，來升級制裁或選擇性制裁。目前來看，拜登政府沒有在香港問題上推進更加激進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經夠用了，他作為總統可以做行政裁量，選擇何時或怎樣來制裁。

田飛龍指出，我們看到拜登政府對香港牌或臺灣牌的使用也是緊鑼密鼓的，特別是近期美國的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專門發布了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國安法官，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議題上制裁干預、長臂管轄的一個新動作。它會嚴重損害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司法獨立和法治。當然，我們在涉外法治斗爭中可以堅決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國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們作出這個決定的行政官員、執法官員。中國反制斗爭所要的是一個平等地位即“平視西方”，所要的是對我們主權與管轄權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這么平等對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進行對等的、精準的，甚至是威懾性的反制。這方面，我們站在有理的一方。

田飛龍認為，拜登政府未來會如何在香港問題上繼續與中國進行博弈，服從于中美關系的大局。如果中美關系繼續惡化，無論是臺灣還是其他問題，都會波及香港平臺。美國可能會用它的美元霸權對香港的金融市場、金融中心地位進行干預，損害中國的發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來自國家更多的制度性保護。因為香港從現代化經驗來看，它并不是一個真正能獨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聰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體系的發展空間、發展動能，進而促成自己的現代化?；貧w之前，有英國體系的庇護與支持，意味著西方體系會接納它、支持它?；貧w之后，一段時間里香港也仍然維持這樣的地位，原因是中美關系整體可控，合作為主，對抗為輔。如今，中美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處于這個世界體系分類里面的中國這一邊，而香港制度優勢又高度依賴于西方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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