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舉行的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徐崢擔任電影項目創投評委會主席。

翻看徐崢這幾年的作品履歷，人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此前憑借喜劇形象為觀眾所熟知的他早已不滿足于單一演員身份。從演員、導演再到編劇、監制，為了讓更多值得被大銀幕呈現的人物和故事“浮出水面”，他不斷地“解鎖”著新工種。

“盡管年輕人更容易走進電影院，但除了青春校園題材，中國當下還有很多更具現實性、社會性的故事等待被挖掘。”徐崢這樣說。

成為導演的第一步就是把故事講好

徐崢很忙。

5月，他作為“第二屆中國電影新力量”發起人，攜手十余位中國青年導演共赴法國戛納電影節開展對話交流。6月，擔任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評委會主席之余，還要馬不停蹄地全國跑，為自己參與的新電影宣傳造勢。

這些年，徐崢身邊有不少年輕人。他們大多畢業于中國影視戲劇著名學府，懷揣著自己的電影理想，有過幾年的從業經歷，但在蓬勃發展的電影行業中仍是少為人知的新人。

在他們需要機會的時候，徐崢敞開了合作的大門，或是擔綱主演，或是干起監制，一同參與作品的打磨，推動它們登陸院線。有的影片收獲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有的得以走出國門進行展映——對新人導演來說，這是過去可望而不可即的。

解放周末：今年有3部您擔任監制的電影作品上映，大家現在是不是都叫您“徐監制”？

徐崢：其實業內很多導演、編劇都擔任了監制，但可能我本身是演員，既站在臺前又站在幕后，所以更容易被人注意到。

做監制的初衷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發掘好內容、做出好作品。其中有些電影是我主演的，當然希望它更加成熟。還有一些是機緣巧合，正好碰到青年導演帶來了不錯的創意，那我愿意出一分力為這個項目“保駕護航”。如果導演是一個人在單打獨斗，有些時候會因為沒有話語權而被一些力量左右。

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和一位新導演聊天，他跟我講他的創意靈感是想要在家庭環境中展開某個故事。我一聽覺得可以。但他說，合作的網絡平臺當場就說不希望把故事放在家庭里，這個想法沒有被采納。我相信如果我在場，跟出品方去講這個創意好在哪里、可以往哪個方向做，是很有可能說服對方的。但如果只是年輕導演去講，對方很可能是聽不進的。

當然，并不是說年輕創作者的想法就一定是對的、是完善的，但行業內需要有更多懂行的人去幫助他們進行改善和平衡，教他們如何與這個體系中的其他角色進行溝通。這是真正有益于作品的。

解放周末：像個大家長一樣？

徐崢：應該說，是能夠站在更高的層面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斷，同時能夠點出當前階段項目存在的問題，指明出路。比方說，我會直言不諱地說，這個故事拍電視劇、網劇都行，但是不適合做電影。

解放周末：今年您生日的時候，6位合作過的青年導演給您錄了祝福視頻。其中，蘇倫導演說，特別感謝您對她說的“做你最想做的事，做最熱愛的事”。感覺您對年輕人特別信任和鼓勵。

徐崢：他們給我錄視頻，我覺得還挺不好意思的。每一部片子，導演都是最辛苦的人，要做最多的思考。雖然現在看來這幾部片子成了，市場反應也不錯，但其實在制作過程中，他們被我打擊、打壓得夠嗆。有時候我很不客氣，甚至說“你還拍什么，別拍了”。但一般年輕人會很有沖勁，被打擊完了之后沒有氣餒，反而覺得非得把這個項目做成不可，自己繼續鉆研、琢磨，然后變得更加完善。

可能這就是我的方式，會比較嚴厲。我不喜歡那種覺得無論做什么事都很容易的態度，輕輕松松地認為“這樣就可以了”，我會說“這樣不可以”。最后能把電影拍成的都是堅持下來的人，那些受不了打擊的人往往中途就放棄了。

解放周末：您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常客，2015年起擔任亞洲新人獎形象大使，今年則出任電影項目創投評委會主席。定位為“亞洲、華語、新人”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和您關注的方向很契合？

徐崢：是一種相互的默契吧。我也不愿意光站臺做形象大使，每年能夠和大家一起聚在這里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情，那是很好的。

今年入圍電影項目創投的作品，我感覺整體水平都蠻高的，是那種兼顧到藝術表達和商業價值的。這批新導演的面貌也和以前不同了，制作經驗相對更豐富，導演“范兒”也比較成熟。能看出來，他們是非常希望讓作品“浮出水面”、登陸院線與觀眾見面的。

解放周末：在短短幾天的交流過程中，您最想表達或是傳授給年輕創作者的是什么？

徐崢：對自己作品的明確規劃。每個創作者有自己的立場和特色，有自己感興趣的題材和關心的問題，但他們都要考慮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這個項目能否成活下來。如果很興奮地想了半天，但一算制作費根本不可能實現，那是沒用的。

解放周末：電影項目創投評審中的重要環節，是讓入圍的“種子選手”作10分鐘左右的公開陳述。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有的創作者不太擅長上臺演講，面對臺下的評委和買家可能會比較緊張、手足無措。您怎么看？

徐崢：我并不認為公開陳述是一種獨立的演講，它和整個電影拍攝密切相關。拍一部電影就是一個完整的表達過程，所以我覺得成為導演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講好。我做監制的時候，碰到青年導演，很重要的一個判斷標準就是看他的故事講得怎么樣。

找演員的時候也是這樣，不會只是扔一個完整的劇本給演員看，而是要找機會坐下來跟他們講故事。可以講一句話的故事，也可以講半小時的故事，如果時間寬裕，那講兩小時也沒問題。我跟蘇倫導演做《超時空同居》的時候，就叫她去跟演員講故事，從開始到最后差不多一共講了四五十遍，每次都有新的收獲。事實上，導演在講故事的過程中能觀察到演員的反應，然后判斷劇本哪里吸引人、哪里是疲乏的。

創作者永遠不必指責觀眾

2012年，徐崢首次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泰礮》問鼎國產電影票房冠軍。直到被《捉妖記》“拿下”之前，該紀錄保持了兩年半。

票房的成功給徐崢帶來了巨大的關注，批評和質疑聲也隨之而來。有人說，徐崢的電影太俗、太鬧；還有人說，徐崢的電影商業性太強、缺乏藝術性。從2012年的《泰礮》到2015年的《港礮》，類似的聲音始終存在。

但徐崢沒有“惱”。

一方面，他從不在媒體面前避諱自己作品的商業性，還在影片路演時想出各種各樣的點子和觀眾互動，博取關注；另一方面，他持續看片、閱讀、思考，甚至“消失”一段時間，尋求下一次的突破。

正如有媒體評論的那樣，在中國電影行業的某些規則面前，徐崢不是“堅決的對抗者”，但也沒有“無條件臣服”。

解放周末：“囧系列”電影是您的知名作品，但有學者和觀眾批評它們“俗”，覺得這些電影“笑一笑就過了”。面對這些評價，您會失望嗎？

徐崢：不會啊。這樣的評價說明我做得還不夠好，那就再試、再調整。做導演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在兩個風格各異的攝影師之中選擇，在兩套服裝之間選擇，在一個場景從簡拍攝和復雜翻轉鏡頭之間選擇……我想，好的電影實際上就是在每一個判斷的關口都作出了對的選擇。

解放周末：一部作品推出來往往會有不同的評價，但有的導演會對觀眾的“差評”不服，甚至還會指責評分網站不公平。您怎么看？

徐崢：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創作者永遠不必去指責觀眾。對于外界的評價和評論，創作者要學會分辨哪些話是有營養的，然后平心靜氣地汲取有營養的部分。既不因為收獲好評而沾沾自喜，也不因為得到“差評”就被打擊得心理失衡，保持好自己的心態，投入下一個創作的完善之中。這是我認為的良性態度。

解放周末：很多時候，怎么選擇的背后涉及作品商業性和藝術性之間的把握，您如何權衡兩者之間的關系？

徐崢：我們的作品本身兼具商業價值和藝術價值。就像你要把一雙運動鞋設計出來，隨后準確投放市場并獲得良好的市場反饋，成為“爆款”，這不是簡單的事，需要的是對全局的把握和一系列精確的計算。電影也是如此，每個環節的努力都很重要。

解放周末：有媒體把您稱為“產品經理型導演”，您似乎很認同？

徐崢：對啊。電影就是拍給觀眾看的。

其實電影的商業性和藝術性不應該對立起來。去看看那些常年盤踞在電影評分網站高分榜的電影就會發現，這類作品打通了商業性和藝術性，不論老的少的，所有人群都覺得它們好看，經年累月下來收獲了大量的好評。我覺得這些經過時間檢驗，被留下來的才是真正了不起的電影。

過去幾年，中國一年拍攝的電影數量達到了六七百部，從數量上看是很驚人的，但最后進入電影院放映、被觀眾記住的能有多少部？其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我期待一個更加理性的市場：電影總體數量可能沒那么多，但產能更加集中，觀眾在做選擇的時候更明確，能盡快了解他們要看什么樣的電影。最終，觀影人數、銀幕數量、每年的電影質量都能達到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配比，這才是好的現象。

解放周末：前一陣子IP很熱，但您卻堅持拍原創故事，為什么？

徐崢：之前大家都知道IP很熱，但現在逐漸涼下來了。我想大家對IP的認識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區。比方說一個人物形象，不是拿到版權就能變成IP了，而是人們消化了這個形象，還有更多的衍生，形成以這個版權形象為核心的產業鏈。也就是說，光拍了一部電影，而沒有讓人消費其他層面的東西，就不算一個成功的IP。

很多IP都是純文學或者網絡小說，而電影有自己的技術特性，需要更清晰明確的表達。所以，把文學作品成功轉換成電影是很復雜的，需要非常專業的操作。花這樣的功夫，我不如自己做原創。

文藝創作者不能背向時代

看到今天這個在綜藝節目里插秧、搬磚、大方，任人調侃自己標志性光頭的徐崢，人們也許很難想象，20年前的他曾在小劇場藝術節中獨自在一把椅子上表現了40分鐘動彈不得的“擁擠”，以表達對現實社會的態度。

那時，徐崢雖然有著豐富的話劇舞臺經驗，卻仍是小眾的。他后來這樣分析當時的自己：盡管閱片量大、看書多，卻“傳遞不出實質性的東西，只有一種氣息和腔調，無法影響他人的價值觀”。這種自我認知讓他停下腳步，轉型、再轉型。

如今的徐崢46歲，采訪邀約很多，空閑時間很少，不再小眾。他更加勤勉地奔走在電影第一線，與電影工業體系的各個環節緊密聯系，與更多國內外行業人士對話，仍像20年前那般認真。

這個業內人士口中的“聰明人”，好像始終在和什么較著勁，不肯放松。

解放周末：有報道稱，您20年前在話劇舞臺上就立志要成為一名藝術家。現在還保持著這個初心嗎？

徐崢：我在網絡上看過一個短視頻，印象很深刻。講的是一個做雕塑的人，因為行業不景氣而被迫轉行。但后來突然有一天，他發現鐵器很有意思，于是在北京郊外租了一個房子專門打鐵。他到很多廢棄廠房、垃圾回收處尋找合適的原材料，隨后因材而異創作了很多作品，逐漸受到關注，很多人都去買他的作品。

他看上去很普通，像個匠人一樣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也不管外界的風云變幻甚至眼前的生存困境，只管堅守住自己的愛好。每天干活，不停地干活，把腦子里想的通過雙手變成現實，我覺得這樣的人就是藝術家。

解放周末：這是您認可并且欣賞的態度？

徐崢：對。雖然我也會想要休息，但遇到一件感興趣的事情就特別容易點燃內心的熱情，想著是不是可以這樣、那樣地把它做出來。但拍電影不像一般的手工藝，一個人就可以完成。電影牽扯到的人很多，需要你從上到下、從前到后、從頭到尾掌握好，是很辛苦的。

解放周末：最近您的大銀幕形象和以往的“囧男”形象不一樣，在輕松搞笑之外，是否更希望深入地探討人性和社會議題？

徐崢：電影故事的核心就是人物，人物作出的不同選擇引導著故事的走向。人物立起來，才有感染力，才能讓觀眾在電影中感受真實的代入感。這次的新片《我不是藥神》包含了我演的角色的人物傳記，完整展現了這個人的方方面面。他被周圍的人和事推著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進而成就了人物的弧光，相信觀眾能和角色一起經歷從感官愉悅到深刻內省的變化。

解放周末：這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創作，是否遵循了您所說的“市場上除了年輕導向的電影，還要有成熟導向的電影”？

徐崢：你看，現在市場上有很多青春校園題材的電影，大多關注年輕人的愛恨與成長。可我們這個社會不是只有年輕人，還有很多中年人、老年人。相比年輕人來說，這些人所遇到的關乎家庭、事業、人生選擇的問題，其實來得更猛烈一些，拍攝出來更具現實性，作品所傳達出的價值觀也更為深刻。而且，這些都是我平時關注的話題，可以讓我把自己的經驗和認知拿出來和大家探討。

但是相對而言，中國的年輕人更愿意走進電影院，80后、90后組成了核心觀影人群，因而市場傾向于把他們的喜好作為創作的衡量標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年輕導向和成熟導向題材之間的失衡。

根據我的觀察，歐美電影行業的從業人員年齡基本平均在四五十歲，還有很多六七十歲的資深人士。但中國整體從業人員偏年輕化，這對影視題材的選擇和把握也產生了影響。

解放周末：一些刻意迎合年輕觀眾的電影，在塑造人物方面往往浮于表面，被詬病為“紙片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電影評論界也在關注“中國電影的未來”的問題，您怎么理解？

徐崢：我覺得要全面地去看。我想，一部電影是否得獎、有沒有票房、有沒有好口碑、是不是作為經典被留下來，都是判斷作品好壞的不同維度，票房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我相信隨著這些評判標準的不斷完善和成熟，大家對數字指標的“執念”會相應減少。

文藝創作者不能背向時代，要了解當下的語境并創造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作品，需要智慧和能量。

人物小傳

徐崢

1972年4月生于上海，演員、導演、監制。曾獲白玉蘭戲劇獎最佳男演員，中國話劇金獅獎演員獎，華表獎優秀青年導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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