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屬性完全不同，但biotech的發展，必然要感謝捕鯨的漁民們。

(資料圖)

17世紀，捕鯨是一項極其危險的工作，大約有三分之一出海的船會沉睡大海。由此，這誕生了風險投資的鼻祖：

部分有錢人，通過押注其看好的船長的方式，獲得高額回報。

最終，這門追逐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橫跨數百年，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為biotech注入源源不斷的燃料。

得益于此，五十余年時間，包括吉利德、安進、福泰制藥等優秀的Biotech，得意成功躍遷為Biopharma。

當然，這些Biopharma并不是一個簡答的故事。事實上，雖然美國風險投資行業發達，但大部分Biotech的發展過程中，依然要為資金發愁。

畢竟，資金向來喜歡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Biotech的發展，恰恰是充滿波折的過程。

吉利德、安進、福泰制藥等企業，迎來首款商業化藥物可能需要10年時間，而要想實現穩定的盈利，可能需要20年之久。

但對于Biotech來說，這期間必須保證源源不斷的資本活水，來維持其高額的研發投入，否則Biopharma夢將是天方夜譚。

吉利德、安進、福泰制藥等企業，也恰恰是解決了這一問題，才成功實現躍遷。那么，它們到底做對了什么？

/ 01 / 畫餅也是一種必備能力

對于吉利德來說，其蛻變被稱之為畫餅大師的勝利并不過分。吉利德的首席執行官Michael Riordan，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融資大師。

Michael Riordan畢業于華盛頓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擁有化學學士和醫學博士學位，但其在醫藥領域卻沒有太多天賦。

讀完博士后，奧丹選擇去哈佛讀MBA，并在畢業后入職一家風投公司，干起了金融生意。在嗅到基因泰克刮起的Biotech東風后，奧丹果斷從風投公司辭職，搖身一變成了吉利德的首席執行官。

加入吉利德后，其金融天賦展露無疑。1988年，吉利德成立不到一年，Michael Riordan便做了一個驚人壯舉：試圖說服巴菲特入股。

當然，非常遺憾，巴菲特拒絕了Michael Riordan的邀請。不過，就沖這份膽識，其在資本市場也能混得風生水起。

與大部分biotech 一樣，吉利德首款藥物的面世也耗費近10年時間。但這期間，吉利德無須為資金擔憂，因為Michael Riordan的“搞錢”能力一流。

這一點，在吉利德首款藥物Vistide上市前后體現的淋漓盡致。

作為CMV視網膜炎的一種治療藥物，Vistide具備依從性優勢：當時市場的主流療法需要通過收入插入導管，而Vistide是通過靜脈注射給藥。

Vistide在美國FDA遞交上市申請后，Michael Riordan就對外宣稱，在美國上市后年收入馬上就能達到1.5億美元。隨后，Vistide又申請在歐洲上市。

不管你信不信，華爾街資金當時對這款藥物的前景充分認可。1995年、1996年，吉利德先后完成兩次定增，總額超過2.5億美元。

事后來看，Michael Riordan對Vistide的“吹噓”，顯然有點過頭了。上市后，Vistide年銷售額均不超過1000萬美元，甚至很快就在財報中消失了。

不過，Vistide已經不重要。基于Vistide上市節點，吉利德融到了錢，使其擁有并購的資本，也由此拉開“并購大王”的序幕。

/ 02 / 斷臂可以求生

當然，像吉利德這樣，擁有極高融資能力的掌舵者只是少數。對于大部分biotech來說，在首發管線上市之前，資金短缺是極大的困擾。

典型如安進。成立于1980年的安進，可謂在高調中起步。1983年，公司成功地從人類基因組片段中找到了促紅細胞生成素（EPO）基因序列，為公司的首個重磅產品奠定了基礎。

重組促紅細胞生成素，可以促進骨髓內原始紅細胞加速分化，促進有核紅細胞加快成熟，可以用于治療貧血，包括腎衰引起的貧血，以及腫瘤等惡性疾病引起的貧血。

就當時來說，重組促紅細胞生成素的發現可以說是跨時代產品。當時，治療貧血的主要方式是輸血，不僅供給不夠，且存在極大的傳染病風險。

也正因此，市場對于安進的重組促紅細胞生成素充滿期待。1983年，基于臨床前的促紅細胞生成素，安進完成了上市融資，且牽手日本的酒企協和麒麟，后者為其提供了4450萬美元的彈藥。

不過，安進的資金消耗速度實在是太快了。截至1985年3月31日，公司剩余現金為2230萬美元。很顯然，按照這個燒錢速度，安進扛不了多久。不得已，安進將EPO的非透析貧血適應癥的銷售權以1000萬美元轉讓給強生。

這筆交易，讓安進得到了以時間換空間的機會。后續，隨著市場的回暖，安進股價從1985年低點的3.75美元，在1986年初上漲到15.5美元。

面對難得的融資窗口期，安進又以“生長激素”作為交換條件，以15美元的價格成功完成3450萬美元的融資。

成功拿到資金，安進得以加速推進EPO的臨床進展，推動產品上市，使得公司營收和凈利潤逐年增加。

最終，安進不需要為資金發愁，在Biopharma的路上，越走越遠。

/ 03 / 用技術換空間

Biotech要想成為Biopharma，不一定要像安進一樣斷臂求生。對于部分真正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而言，用技術換空間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再生元、福泰制藥等都是這么做的：雖然自己的產品上市時間較晚，但通過研發合作獲取收入，仍然維持了公司的運轉。

福泰制藥通過這一方式成為Biopharma。

1989年，福泰制藥在備受矚目中起步，公司創始人Joshua Boger是默沙東基礎化學部門的高級主管，其召集了多名頂尖的化學、藥學和免疫學精英。

Joshua Boger目的非常明確，在小分子藥物領域，利用技術闖出天地。公司最初的項目，瞄準了免疫抑制劑FK-506。FK-506是一種副作用很強的天然產物。福泰希望合成出一種具有較小毒性的新分子來取代FK-506。

當然，現實與理想總是存在差距。Joshua Boger的夢想沒有成功，這也使得福泰制藥走上了賣藝求生的路徑。

如上圖所示，其通過與大大小小的藥企合作，來獲得研發資金，并賺取里程碑款。例如，其與1998年與Schering A.G.達成的8800萬美元的協議中：

首付款高達2800萬美金，里程碑為6000萬美金。

作為代價，福泰制藥只擁有合作藥物美國地區的商業化權益，歐洲等地的商業化權益則都歸Schering A.G.所有。

也正是基于這一模式，福泰制藥轉移了藥物研發失敗的代價，并逐步完成原始積累。最終，公司在罕見病領域大放異彩，如今市值高達925億美金。

/ 04 / 總結

向來，資本市場的情緒，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很少停留在擺動軌跡的中心點。這對于Biotech的發展來說，提出了極大挑戰。

正如過去幾年一樣，資本市場瞬間由熱轉冷，讓前腳還處于極度樂觀擴張狀態的Biotech，后腳就陷入資金荒。

這也進一步提醒Biotech，需要時刻保持對資金的渴求、對融資窗口的敏銳。吉利德、安進、福泰制藥等企業的成長，很難完全復制，但無不提醒國內Biotech：

在實現自我造血之前，找到正確的搞錢姿勢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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