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寫文章了，由于這一兩個月內感觸實在是有些多，想寫幾筆。

這個題目是來自于UP空山殿為NHK大河劇《怎么辦家康》1-14集做的總結題目。想寫這篇文章，其一是對今年大河劇而起的憤慨，其二是對歷史學界的某些現象產生意見。

今年這部大河劇，可稱之為“臭名昭著”了，演員陣容是非常強大的，請松本潤和有村架純做男女主，以及阿部寬、野村萬齋、松島菜菜子、里見浩太朗、佐藤浩市等老戲骨坐鎮。但是編劇古澤良太端上來的，分明是一款會員制餐廳專供。原本來說，有一些細節是比較讓人眼前一亮的，比如稱呼人為仮名或武家官位而不是諱，強調服部正成的武將身份，重塑豐臣秀吉、今川義元、今川氏真、武田信玄等人的形象等等，但是這明顯是好鋼用在刀把上；他采取了單元劇的形式來寫長篇劇，并且一遍一遍重復著回想與拖沓的進展，還故意賣關子，這可是歷史劇啊，沒有這樣的必要，另外古澤還喜歡“想起一出是一出”，比如五德姬形象的多次變化，很明顯是工具屬性，完全沒有邏輯性可言，像是在查找到一處歷史資料可用于劇情后，完全不管前因后果就套用上，為了圓劇情只能用一些拙劣的理由，比如龜姬與奧平信昌聯姻，與家康穩定山家三方眾的戰略有關，但是本劇完全不提及。最可氣的是，古澤良太完全不顧中世到近世進展的趨勢，癡人說夢地大談“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確幸，寫出了讓漢薩同盟和德意志關稅同盟都大呼六六六的“關東商業同盟”，還多次試圖瞞過織田信長，猶如小孩過家家一般，而最讓我感到不適的是對武田氏的過分提高。不多贅言，無邏輯、無歷史的歷史劇，不是一部合格的劇。

(資料圖)

古澤騙到了誰，騙了他自己。陷入在求新成功和自我感動的窠臼之中，古澤的刻意求新，是一個對歷史不感興趣的人試圖制造賣點的手段，而在歷史治學上的刻意求新，則有一種自塑話語權的意味，這類人，大多是解構主義者。

解構主義的風氣來源，縱觀全球，無一例外是對已有體系的逆反。在西方被認為有解構主義和學科碎片化之嫌的微觀史學研究，興起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是對布羅代爾以來年鑒學派總體史長時段理論的逆反，以《蒙塔尤》《奶酪與蛆蟲》《棉花帝國》等著作為核心的微觀史學，主張“以小見大”，他們自述并不完全反對宏觀主義，是想通過深入的個例研究，經歷一定的發散與限制得到相對廣泛使用的規律，以資于宏觀史學。但從客觀上看，微觀史學在許多學者眼里都出現了“以偏概全”和學科日趨碎片化的缺點。中國的解構主義苗頭實際上比較早，嚴耕望《治史三書》里就提到呂思勉治史的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基本只用正史二十四史作為材料，在民國時期和建國初期，受西方影響對歷史學科進行建構的時候，借著考古工作迅速進行的風潮，史學界出現多次論戰，儒家傳統治史、民族主義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等學派各自有自己的史學理論，建國以來對秦始皇、曹操、武則天等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也是這樣的。中國真正的解構主義出現，大概是在上世紀末期本世紀初期，這種解構主義潮流不僅僅限于史學界，甚至貫穿了整個文化，呈現出“文學用歷史去解構，二次史料用一次史料去解構，文獻史料用文物史料去解構”的局面，比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潰》、辛德勇《制造漢武帝》等著作，以及關于戰漢簡牘、六朝隋唐出土文書、宋元筆記、明清朝野檔案等嶄新登場的史料的研究工作，都可以算作是解構主義的一部分。

如果說中國治史的解構主義有足夠解的“構”，那么日本治史就有許許多多可用于“解”的史料，日本自六國史以來，官修史書基本不再進行，關于日本古代、中世的史料，塙保己一《群書類從》以及后來編寫的《國史大系》記載的種類比較詳盡，多為公家精通有職故實者所書寫的公事故實（如元服記、大嘗會記、讓位記），還有《公卿補任》《職事補任》《國司補任》等補任記錄，以及各家的家譜，公卿的日記、私修史書，武家史書、文書、行事記錄等文件都可以作為史料，但是由于日本向來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有多核心的特點（律令制崩壞以后尤甚），比較難以全面地塑造體系，因此近世以來，日本歷史體系的構建部門分明，無論時間還是空間，各自有各自的體系，而體系的塑造也體現了比較強烈的功用性，尤其是近代迎合日本發展需要，在二次史料構建下形成的所謂“通說”體系。對“通說”的逆反大概開始于二戰之后，日本史學界迎來了美國吹來的風，形成了近代化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討論，在1960年的箱根學術會議后，在對明治時代以來重視近代而忽略近世的史觀的反思之下，對于古代、中世、近世的研究也開始恢復，起初的目的，是為了從更遙遠的時間線之中尋找日本近代化的因素，但在研究逐漸深入后，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隨著一批一次史料的解讀完成和新的一次史料被發現，對于“通說”體系的修正乃至攻訐層出不窮，《甲陽軍鑒》《武功夜話》《應仁記》等史料相繼“跌下神壇”，與此同時，一些被埋沒乃至于重新被發現的一次史料成為重新解釋歷史事件的主力軍。

解構主義其實本來沒有什么，但是在近幾年的發展之中，出現了幾個非常讓人不適的現象，就是“非黑即白”和“刻意標新立異”。去偽存真是正確的，但是在解構的過程之中，新的建構遲遲建立不起來，陷入了一個證偽的循環。在解構時，有些人存有的“二極管思維”，使他們認為舊有的體系毫無可取之處，應當被全部打倒，所謂的“真相”與“通說”是截然相反的亦或者毫無關聯。此類說法最經常見于“翻案風”之中，因為海昏侯墓考古就重新評價劉賀為“失敗的明君”，因為對《三國演義》的逆反而重新評價部分三國人物，更有甚者以二次史料為依據來攻擊一次史料（當然他模糊了史料來源，以“歷史上”概括）。從心理層面來看，他們大概是想塑造自己的話語權才如是行事。

說老實話，筆者在去年初準備寫專欄的時候也有這樣的心理，但是在寫作過程之中，尤其是在查找史料和閱讀專著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知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夠寫作，能夠做到總結就已經是恩典，更不必說推陳出新了。其實回過頭來，通說的構建并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因為通說構建應當真的參考過很多可信度較高的一次史料，但是出于某種目的而改寫。我向來不喜歡對于歷史推論的描述采用言之鑿鑿的語氣，羅列需要詳盡，用詞需要斟酌。黃宗智在為學生講解實踐社會科學時反復強調了“從理論中得到的是問題，而不是答案”，我一向重視史料，沒有史料支撐也無從談起立論，因此不能“先射箭后畫靶”，僅僅只有“我覺得”“邏輯上看”顯然站不住腳。

對于前人的成果，前人自己也無數次說過“要懷以敬畏之心”，一棍子打死，不僅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也是對前人勞動的不尊重，即使是予以批判，也需要有理有據，梳理前因后果，更何況某些史料在學界都沒有被徹底否定，而是予以綜合考量，某些言論以“偽書”“謠言”概括，實在是不太恰當。我在專欄寫作時，對于“判官赑屃”和“北條史觀”現象，我理解它們出現的時代背景，并且從中抽絲剝繭出有借鑒意義的材料，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其他史料進行互證，也以立場有別的史料互證為佳，同時對于互證的一次史料也有時不可盡信，如果有更多史料依舊可以拿來互證。

作為一個歷史學專業的學生，我想要的是盡可能的還原歷史，要的是踏實，但是我總感覺一股浮躁之氣撲面而來，不管是編劇，還是史學。這也是我不是很喜歡日本戰國史的一個方面，非常容易陷入浮躁，我不喜辯論，與其生悶氣，還不如靜下心來讀幾本書，正巧我的庫存還很多。話語權這個東西，我一向認為清者自清，有理不在聲高，證據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秀的作品也經得起時間考驗。

言盡于此，心靜自然涼，酷暑難耐，萬望諸位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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