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及隨后“失落的二十年”，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事件之一，也是各國經濟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中國和日本作為毗鄰的亞洲經濟大國，在經濟發(fā)展路徑和模式上具有諸多相似之處，而這一段歷史經驗正可以作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他山之石”乃至“前車之鑒”。

【資料圖】

東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兼職教授伊藤隆敏、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教授星岳雄在《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一書中指出，日本經濟從二戰(zhàn)后至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發(fā)展與轉型歷程，特別是通過高速增長實現(xiàn)起飛和趕超，應對經濟崛起之后的貿易沖突、增速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泡沫經濟的產生、破滅與“失去的20年”，以及之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從貧困走向富裕的整個發(fā)展歷程，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在書評《繁榮與停滯：復盤日本經濟的發(fā)展與啟示》一文中對日本從增長奇跡到經濟停滯的根源進行剖析，并從日本處理貿易沖突、制定和利用產業(yè)政策及日本經濟轉型期的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發(fā)，為當前的中國經濟發(fā)展提供參考。

為什么亞洲最早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是日本？

我們一般把明治維新視為日本走向現(xiàn)代化道路的起點。明治維新之前是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幕府時代后期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佩里率領的黑色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放貿易。在經歷了一番抗爭之后，日本妥協(xié)，德川幕府時代結束，明治維新開始。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強大力量，積極向西方學習，引入英國的議會制度，同時也引入了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很多改革，包括廢除之前的身份等級制度。日本也有士農工商，但其中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而是武士的“士”，其他農工商的內涵與中國類似。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后，日本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更加靈活。同時，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廣泛推行義務教育，對改善其人力資本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日本政府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yè)成長奠定了基礎。日本政府還特別重視通過產業(yè)政策來引進和傳播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日本還在明治維新后推行土地稅改革等。

總而言之，日本是比較徹底地學習西方，不只是技術層面，也學習經濟制度層面、社會治理層面，放棄了很多原有的傳統(tǒng)，通過這種途徑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

從增長奇跡到經濟停滯的背后根源

日本失去的20年，表現(xiàn)不只是經濟下行，同時還伴隨著持續(xù)的通貨緊縮。在簡單的供求曲線中，經濟下行的同時伴隨著嚴重通縮，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在需求面。供給面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針對這種宏觀指標的組合，更有力的解釋應該是在需求面。歐美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把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主要歸結為需求不足，比如伯南克、克魯格曼等等。那么，這個觀點對不對？

《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一書給出了答案。該書作者是非常著名的兩位日本學者，有著非常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與學術背景。本書有著強有力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支撐，可以看出在2012年之后，“失去的20年”結束了。安倍政府在采取了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支持需求擴張之后，日本經濟有明顯的恢復，迎來了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長的一輪經濟景氣周期，給失去的20年畫上了句號。靠著需求政策，刺激需求，走出了“失去的20年”。所以，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主流觀點上，包括事后回過頭來看日本是如何破局的，都是通過需求的辦法幫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20年”。如果將其歸類于供給問題，當然無法通過一個需求方案幫助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

我也比較認同日本“失去的20年”最主要還是需求問題，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學術界很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即愿意儲蓄，不愿意投資和消費。這與需求不足其實是一種鏡像關系。

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失去的20年”，它在不同階段的表現(xiàn)是不一樣的。這20年不是一個故事，這里面有好幾段故事。比如在1992—1997年間，從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整個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這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力非常大。這段衰退更多的可以把它理解為“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衰退。

到了1997—2002年又是另外一個階段。其實在96、97年的時候，日本經濟有了一定的恢復。但是緊接著日本加征了消費稅，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fā)，日本爆發(fā)了銀行業(yè)危機，大量的金融機構破產，影響到全社會的信貸，從而影響到全社會的購買力，需求不足的問題重現(xiàn)，而且進一步加重。其實，1997—2002年的經濟下行嚴重程度要比之前1992—1997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更嚴重。

在2003—2007年這段時間，即小泉純一郎任職期間，經濟有一定的恢復，但沒過多久，就發(fā)生了2008年次貸危機，接下來又是一輪很大的下行。

日本學者事后也在反思。每當經濟有一點復蘇，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總要收緊一下，結果恢復的進程還沒立穩(wěn)，日本經濟就再次下行，導致財政又不得不進一步擴大支撐力度。

在1992年經濟進入衰退，到1997年經濟剛剛有起色，就開始上調消費稅，一下把經濟的上升勢頭又按下去了。再疊加東南亞金融危機、銀行業(yè)危機，又給經濟帶來新的壓力。貨幣政策也是一樣的。2000年，經濟還沒有完全從銀行業(yè)危機中走出來時，日本政府取消了零利率。很多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學者就會在政策層面上著重批評兩點：一是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刺激政策的力度不夠；二是經濟還沒有充分恢復就開始緊縮。除宏觀政策之外，監(jiān)管政策也值得反思。在經歷了這么久、這么多的討論批評后，可以看到安倍政府非常堅決，使用了非常極端的貨幣政策，事后來看也確實見效了。

日本處理貿易沖突的經驗教訓及啟發(fā)

“廣場協(xié)議”導致了日本經濟衰退在日本是一種非常小眾的觀點，從發(fā)生的時間上來看也對不上。在《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fā)展和轉型》一書的兩位作者看來，不應該把“廣場協(xié)議”與日本經濟衰退聯(lián)系到一起， “廣場協(xié)議”之后的“盧浮宮協(xié)議”與日本經濟的泡沫的放大有一定的關系。“盧浮宮協(xié)議”使得日本選擇了更低的利率，刺激了泡沫放大。

日美之間的主要沖突不是在貨幣金融領域，而是在貿易領域、產業(yè)政策領域。這里面有幾點現(xiàn)在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首先，當經濟發(fā)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領域里面和國際市場，特別是和美國有競爭關系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當美國要求開放市場、做出改變時，它有些要求不合理，卻不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有些外部壓力推動了日本國內很多領域的改革，如貿易領域、產業(yè)領域、金融領域。就像中國當初加入WTO一樣，它其實是幫助我們推動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對經濟成長是有幫助的。有一些數(shù)量限制類政策對日本產業(yè)發(fā)展非常不利。

再次，日美沖突主要是在貿易和產業(yè)領域，并沒有太多的外延，沒有過度擴大化，也沒有過度政治化。

從日本在應對這些來自美國的壓力中，也能獲取一定的經驗教訓。比如，有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yè)曾經超過美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yè)在一定程度上被韓國、中國臺灣趕超。這多少跟美日在半導體領域的貿易爭端有關。在應對貿易爭端的時候，日本采取了很多數(shù)量型而不是價格型的政策。這些數(shù)量型的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yè)的產量擴張和投資擴張，包括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打擊非常大。

最后，不要因為國際壓力就綁架國內的政策，國內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優(yōu)先的。日本為了簽訂“盧浮宮協(xié)議”而采取低利率，不在乎國內的資產價格上漲、經濟過熱，這是犧牲了利率去保匯率。事后來看這樣做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如何制定和利用產業(yè)政策

我們從日本能夠學習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綜觀這段歷史，我們至少能發(fā)現(xiàn)以下三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二戰(zhàn)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快速趕超國家，都采取了產業(yè)政策，尤其是在經濟趕超的初期階段。產業(yè)政策又有多種類型，這里指的不是為了度過蕭條期的產業(yè)政策，也不是基礎設施建設類的產業(yè)政策，而是幫助某些產業(yè)發(fā)展壯大的政策。

第二個事實：從這些國家采取產業(yè)政策的過程中，能夠發(fā)現(xiàn)很多產業(yè)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這其中的案例非常多。

第三個事實：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無論是日本還是前面列舉的歐洲國家，都在退出產業(yè)政策，不再明確大力扶持某些產業(yè)的發(fā)展，更多強調促進市場競爭的政策。

為什么會同時出現(xiàn)這幾個事實？這可能跟發(fā)展階段有關。當經濟處在趕超的初期階段，資本非常短缺時，這個時候無論日本還是歐洲國家的產業(yè)政策更多的是一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即在政府的調整下把更多的信貸資源配置給工業(yè)部門、制造業(yè)部門，基礎設施建設部門。比如，日本當時就非常強調將外匯儲備用在進口機械設備上，從而發(fā)展工業(yè)。在一個儲蓄不足、資本短缺，特別是外匯短缺的階段，政府用“有形的手”把資源優(yōu)先配置給增長潛力更大、技術進步空間更大的工業(yè)部門。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隨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資本和外匯儲備不再短缺，這個時候政府再去進行這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就意義不大了。

隨著經濟復雜程度和產業(yè)復雜程度的提高，成功的產業(yè)政策會越來越難制定。到了一定的發(fā)展階段，特別是當資本不再短缺、外匯儲備不再短缺、經濟復雜程度不斷提升時，產業(yè)政策的效果就會比之前退化很多，成功的概率也會下降很多。這就需要重新調整產業(yè)政策，讓市場去發(fā)揮更多的力量，減少政府在產業(yè)層面的一些干預，可能效果會更好。

日本經濟轉型期的一些關鍵教訓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討論的領域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是增長停滯，很多人就會講到日本“失去的20年”。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非常低，私人部門的投資相對于儲蓄來講是過低的。如果投資不能充分消化儲蓄，接下來就會面臨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不能維持在潛在的產出水平上。

打個比方，讓你的意愿儲蓄和計劃投資重新回歸平衡的真實利率可能是-3%到-5%，這就意味著你需要大量的補貼投資，才能讓投資充分消化儲蓄。這是理想中的狀態(tài)，現(xiàn)實中無法實現(xiàn)。現(xiàn)實中只能把真實利率降到-1%，達不到-3%或-5%的水平，這個時候儲蓄和投資是有缺口的，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經濟不能充分恢復到潛在產出水平，這是增長停滯研究層面上的定義。

不只是日本，次貸危機后，這個問題在發(fā)達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中國今天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疫情之后，我們的居民儲蓄大幅攀升，而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大幅下降，這個時候讓市場出清的真實利率應該大幅下降，但現(xiàn)實中并沒有。我們的政策利率調整很有限，政策利率的下行幅度小于通脹的下行幅度，真實利率反而有點上升，這非常不利于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再平衡。

今天中國宏觀經濟恢復面臨最突出的問題是真實利率過高，高于讓儲蓄投資能夠重建平衡的中性真實利率，跟日本“失去的20年”和發(fā)達國家過去在金融危機之后面臨的問題一樣，至少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是一樣的。

又該如何解決？

第一個最應該響應的是政策利率，把政策利率盡可能低下降，降到0也可以。如果由此帶來的真實利率下降還不夠，還不能充分激勵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支出怎么辦？這就需要財政政策，將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缺口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從實踐上看，用零利率或比較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基本上也能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和歐洲在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經濟上行，失業(yè)率下降，通脹緩慢攀升。日本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最主要的就是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也發(fā)揮了不錯的效果。日本的這段經驗對我們今天很有啟示意義。

中國可能會長期面臨類似的問題，因為增長發(fā)展到一個階段，特別工業(yè)化水平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后，需求不足、增長停滯可能會是一個經常面臨的挑戰(zhàn)。通過周期性政策、總量政策能夠緩解這一問題，還需要通過結構改革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huán)境。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并不沖突，有一個也總比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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